今天风和日丽，李纯终于拿到了挪威的驾照了。

他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回到这里不管用，得重新全考一次，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时间跨度长达一年。这里考驾照很难，首先是有冰上驾驶，黑夜驾驶，最主要的，还是价格贵。如果不拿钱当回事，一小时600元，练它100小时，不会也都会了。所以，怎样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拿到驾照，实在是一件考验人的事情。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的朋友，有五年以上驾龄的，几乎都当过李纯的免费临时教练，Audun, Matti, Gerit, Vigdis, Sigmund, Victoria, 余教授，感谢他们有勇气坐在李纯旁边。

我们很早就买了车，每次看见自己的车停在那里而出门还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一点也没有为自己保护环境的美德感到骄傲，相反的是懊恼无限，心里盼望李纯赶快拿到驾照的心情只有阿猫薇能理解，她也是有车还没有驾照。秀华来的时候，说起这事，取笑我说，以后每天Coffe Break的时候让他开车给你送Biscuit来，不要多，只要薄薄的一片就可以了，主要是要享受一下有司机的感觉。

昨天在网上订购的风干机终于寄到了，迫不及待的切了两个苹果放在烘干机里，一般要烘六七个小时才可以变成苹果干，我只烘了两个小时就等不及的拿出来，吃了一块半干的苹果片，除了平时的苹果味道外，还有一种风干的酸甜，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一下子都吃光了，没有留给李纯，也没有来得及拍照。我有点迫不及待的等待秋天来了，到时候我要风干一切可以风干的浆果，蘑菇。也不是没有想过现在风干新鲜的大众水果，或是红薯，实在是这些东西这里太贵，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划算。

赌偶的先生是挪威著名的版画家，认识以后，一直想拥有他的一幅画，我喜欢我认识的艺术家的作品，似乎和作品也攀上了亲戚。以前是买了没地方挂，搬了家以后所有的墙上都是空落落的，所以就决定买一幅他的版画。刚开始和赌偶说的时候，她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画，心里有个声音在说，颜色艳丽的，但又怕说出来招人笑话，只好说你觉得什么好给我推荐一下，我不懂画。赌偶说她先生正要印制一些中国的石榴图，我一听正中下怀，迫不及待的说我就喜欢颜色艳丽的，喜庆吉利的，石榴最好了，多子多福。我正觉得以前看到的他的版画颜色有些清淡呢，这石榴图简直是雪中送炭。昨天赌偶告诉我，画已经印好了(http://litho-stone.spaces.live.com/blog/cns!519B15BC9DB39155!2840.entry)，我和李纯看了，都很喜欢，就毫不犹豫的买下来了。每个人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也是有一定的缘分吧，如果是之前买，可能就买的不是石榴图，喜欢是喜欢，但是不如这石榴图心仪。

和李纯说，这是我们买的第一件艺术品呢，李纯说哪有，你不是经常在二手市场买画吗。是的，我经常在二手市场买50克朗左右的油画，水彩画，只要好看，只要不是印刷的就可以了。

从买了画的那一刻起，我和李纯就有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赌偶的先生不只在挪威和中国知名，以后还闻名于世界，最好成为毕加索那样的，那我们俩也算是拥有一件不但保值而且还增值的艺术品了。

搬了家，买了家电和家具。住惯了公寓，看惯了公寓提供的只有简单职能的家具，我和李纯心里都很恍惚，这是我们的家吗？

上个周末，秀华和卫强贤伉俪从汉堡过来拜访我们，白天我们出去钓鱼，滑雪，逛街，晚上回到家吃饭，窝在沙发上就着烛光聊天。秀华看见我们的花谢了，送给我们一盆盛开的红掌。本来准备要鲜花的，后来想想还是要一盆有花有叶的生命力长久的吧。买花的时候，我也在场，我问卖花的小姑娘，这红掌可以活多久，小姑娘说很长时间，我问会不会是永远，其余的三个人都笑话我贪心。是的，即使是一朵花，买它的时候我也想的是生生世世，长长久久。

逛街的时候买了两个玻璃花瓶，有一个大的，简直像个南瓜那么大，肚子上也是一棱一棱的。回来放在桌上，装满了半盆子水，点了三个小蜡烛漂在里面，顿时波光潋滟，明暗交加，映在墙上，映在桌面上，煞是好看。只可惜由于水的张力，那三个小蜡烛一会儿就飘到边边上去了，害怕花瓶由于受热不均匀破了，于是我们四个人绞尽脑汁的想尽办法如何让蜡烛漂在中间，一次次的作试验，只见一会儿有人将水从花盆里舀出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舀水到花盆里，不亦乐乎。

他俩走了以后，我们再看我们的家，就觉得有了很多人气，就有点是我们的家的感觉了。怪不得这里搬了新家都要举行一个party,名字叫house-warming party.

我心里很感激秀华夫妇千里迢迢来给我们暖房。

(我按),之前很早就在网上看到过这个题目,我这个不纯洁的女人还想着,有说站在上帝这一边的,这站在蛋蛋一边是什么意思呢? 好奇归好奇,我也没有点击进去瞧一瞧. 后来在和菜头的博客上看见有转载, 读了之后深有感触,所以在此再转载一遍.


村上春树于2月22日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动身之前，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攻击哈马斯组织。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劝说村上春树不要去以色列，甚至表示如果他去了的话，就会抵制他的书。可是，村上春树还是去了，并且在那里发表了一次讲演。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 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 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 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 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 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 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 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 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 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 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 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 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在北京吃饭的时候，狂喜欢喝酸梅汁，尤其是加了桂花的。

我带了些桂花回来，却没来得及买乌梅，所以无法让李纯也尝尝。后来想起我以前买过一块压成了饼状的酸角，由于太酸，所以一直搁在那里。我把它找出来，掰下一块，放在锅里，加水，加桂花，加冰糖，小火熬了一个小时，倒出来装瓶，放在雪地里冷却。等到凉了一喝，味道不如酸梅汁淳厚，有点单薄，李纯没有喝过酸梅汁，觉得好喝得不行。说是酸酸的，甜甜的，桂花味儿也很浓。我刹那间想起云南酸角汁的广告词，我十几年前在昆明就有了的，酸酸甜甜，情同初恋。

回来才一个星期，却觉得回来已经好久好久了，大概是做成了好些事的缘故。

首先是退了李纯在我回来之前买的炉子和洗衣机，随后又重新把白色家电买齐了。

其次是这个周末把家具基本上置办齐全了，我和李纯终于不用站在厨房吃饭了。只可惜墙上空空的，看着像样板房。但是，在饭桌上摆了两盘子菜，两个喝水的杯子，烟火味就出来了。我好喜欢这个吃饭的桌子，木头的，样子像中国的小方桌，心里无比的亲切和踏实。虽然很贵，但一眼看上了，就买了，想着这样天天要用的东西，还是买一个自己心仪的,否则天天心里堵得慌。


房子很简陋，窗外却是无敌美景，巍峨的雪山，静静的峡湾，和几棵树。话又说回来了，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到处都是无敌海景。

昨天晚上和阿猫薇在电话里说，如果再有一个人对我的那件衣服感兴趣，我就写一篇博客，以资纪念。今天早上又有一个人对我的这件衣服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要专门写写它。

我资质平平，审美水平也一般，所以衣服穿在我身上，除了遮体避寒的作用外，连虚荣心都无法满足。但是，情人节那天，和阿猫薇一起逛街，她推荐我买了一件衣服，从此以后，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无论我在哪里，中国或是挪威，总有人，特别是在电梯里，盯着我的衣服看几眼，又用手来摸几下，发表三两句诸如有趣，时髦, interesting, modern之类的评论语。

这是件什么衣服呢？是一件蓝绿相间的短款羽绒服。蓝色的是一般的羽绒服的布料。绿色的部分是透明塑料做的，里面是染成绿色的羽绒。在有光的地方，塑料反光，看起来波光闪闪，非常的炫，非常的拉风。

真喜欢和阿猫薇一起逛街，只可惜这次回国，我们俩相聚的时间太短了，真是遗憾。

终于回到这个冰雪覆盖的小城了。

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想着不知道李纯会不会买一束鲜花放在家里迎接我的归来。等我下飞机的时候，果然看见他抱着一束怒放的黄玫瑰在那里等着我。我为这心有灵犀而感动，但没有表现出来，因为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这花多少钱，贵不贵。问完以后我恨不得打自己两巴掌，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浪漫了。

在我回来之前，李纯一个人搬了家。新家很大，有没有家具，空荡荡的，显得尤其的大。也许是新家的缘故，连带着我对李纯都感到陌生起来，不敢怎么靠近他，左瞧右瞧，想着这就是我的丈夫吗？

在这个房子里，电费是另算的，不比得以前一切水电包在房租里，所以早上出门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关灯关暖气。和李纯说，看来这电费令算是有好处的，已经成功地将我转化成一个环保主义者。

早上起来穿衣服，拉出走以前已经不能穿的牛仔裤，哈哈，竟然穿上了。不只是裤子表明我瘦了，同事见到我都说我瘦了。回国瘦身成功，让我喜不自禁。